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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1日，由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承办的“第二届中国城市文化诗学研究青年论坛”在暨南大学举行。来自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天津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高校、科研机构及文艺创作单位的青年学者齐聚暨南大学文学院，为新时代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贡献澎湃的青年之见。

　　在论坛开幕式上，暨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王京州致欢迎辞；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蒋述卓先生做开幕演讲。蒋述卓回顾了自己研究城市文学的历史 ，他认为应秉持“大文学观”来构建城市诗学。“在我看来，城市诗学的研究范畴不应局限于纯文学，而应涵盖城市电影、网络文学，更要延伸至城市建筑、街道、公交站、立交桥等城市空间载体，探讨各个城市元素如何共同构成一个城市的诗意。我始终相信，诗意栖居并非乡村的专属，城市同样可以孕育诗意。”蒋述卓表示，当前中国城市文学作品量大，但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充分展开。多数创作停留在表面描摹，未能真正深入城市肌理。具体而言，当下城市文学创作存在两大短板：其一，未能深度书写城市化进程中人的文化心理嬗变；其二，对城市空间的审美与精神内涵探索缺位。“然而，当前创作尚未呈现出空间与人的双向塑造关系，更未触及城市空间背后的权力与阶层逻辑。”

　　蒋述卓对于未来的城市文学创作与研究提出了三个期待：“第一，聚焦人的心理转型，书写城乡融合进程中人性的复杂震荡与精神成长；第二，深耕城市空间叙事，挖掘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交织共生的复杂情状；第三，以大文化观审视城市，立足人类文明史，直面城市病，为未来城市发展提供审美与思想方案。与此同时，应重视媒介、地方性、科幻文学等新维度，打破文体边界，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构建兼具本土性与现代性的中国城市诗学，让城市文学真正成为记录时代、反思现代性、建构诗意的核心文学形态。”

　　开幕式主持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唐诗人表示，蒋述卓老师于1995年发表《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在国内率先提出“文化诗学”批评构想，其后又将文化诗学的理论视野拓展至城市文学与流行文艺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唐诗人认为，“中国城市文化诗学研究青年论坛”的策划，一方面是希望关注中国城市文学叙事变革以及当代城市文化现实，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以此方式更好地传承拓展文化诗学与城市诗学研究传统。

　　河南师范大学教授杨丹丹认为新时代城市文学创作需直面城乡二元关系和城乡融合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挖掘个体在城乡交织中的“精神震荡”，强化社会主义城市文学的本土问题意识。“城市文学相关讨论不能忽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城市传统，其破解城乡二元对立的命题，始终是当代城市文学的重要话题。柳青的《创业史》通过梁生宝、徐改霞的人生选择，直面城乡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展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典型人物的塑造力。反观当下‘骑手文学’等新城市写作，往往沦为个体翻身的励志叙事，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劳动异化、阶层隔阂、城乡不平等等陈旧问题，消解了文学应有的批判力。陈奂生的‘上城’行为，更多表现出城乡权力差异下的心理反抗，而非单纯的国民性缺陷。增强城乡居民的文化认同、消解不同阶层之间的心理隔阂，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关键。城市文学应书写融合进程中的不确定性与精神痛点，重拾直面现实的问题意识。”

　　上海大学副教授谢尚发表示，城市传记在赓续中国传统史志书写脉络的同时又不断开掘新视野，兼具历史性、地方性与文学性，突破了史料堆砌的局限，关注城市发展逻辑，为理解非虚构写作的边界问题提供了新视角。“2019至2023年间，城市传记创作在文坛掀起热潮，‘百城传记’规划相继落地。这一城市文学书写实践与文化潮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城市传记的写作体现了对传统的持续继承与开掘。传统史志偏重细碎的空间考据，而当代城市传记则聚焦城市的历史脉络与发展逻辑，在史料的厚重性与文学的审美性之间实现了平衡。其次，城市传记兼具历史性、地方性与文学性：以史料留存城市记忆，以地理、风俗与语言凸显城市特质，并以文学笔法唤起审美共鸣。此外，城市写作为理解‘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城市文学所呈现的跨文体写作张力表明，城市文学不应局限于人物与故事的叙述，更可以书写城市自身的历史沧桑与精神品格。”

　　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陈崇正结合自己的最新小说集《后人类寓言》，探讨了南方城市的科幻感与地方性特征，指出科幻小说是反思当代城市、重构城市诗意的重要载体。“广州是一座‘发酵的乡村’，城中村与都市核心相互交织，城乡边界模糊，形成了区别于北京、上海的独特城市质感。在《不周山》等小说中，我尝试以‘地方+神话+科幻’的创作路径书写岭南城市，塑造‘看不见的城市’意象，以此回应当代人对都市生存的精神叩问。于我而言，科幻并非对未来的空想，而是对当下的凝视。我希望能以诗意的笔触重构城市，在技术与人文的张力之中，探寻都市人的精神栖居之道。”

　　深圳大学助理教授李石以海外张爱玲研究为切入点，主张在细节美学与历史辩证法相互对话的基础上，建构城市空间诗学的研究路径，为本土城市文学研究提供兼具审美与思辨的方法论体系。“细节是构建城市诗学与空间诗学的重要方法论。西方美学史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细节观：黑格尔辩证法主张剔除琐碎细节，以升华整体典型；而后现代美学则重视细节的独立价值，致力于发掘被主流历史遮蔽的碎片化经验。海外汉学以细节为重要方法，反思五四新文学的线性时间叙事，重估张爱玲的城市书写价值，发掘都市日常空间与世俗生活的审美意义。张爱玲借助电车、公寓、家居等日常生活细节，构建出一个新旧并置、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的都市空间，塑造了一批现代都市中边缘的、不完美的女性形象，呈现出与革命叙事追求理想化人性塑造的差异。当代城市研究应在细节美学与历史辩证法的对话中展开，以微观细节为路径，重构兼具整体性与多元性的城市文学研究体系。”

　　第二场主题发言立足地方视角，探讨不同地域的城市形象与文化表达，分别呈现了东北与大湾区城市各具特色的文化面貌。

　　吉林大学教授张涛聚焦新东北文学，解读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的转型问题。他以双雪涛小说为例，认为其小说以工业遗产、旧城空间为题材，呈现工人阶层的历史记忆与精神蜕变，书写工业城市的阵痛与新生，彰显东北城市文学的独特美学价值。“中国尚未形成真正成熟的城市文化心理，我们仍深陷于乡土中国的文化惯性之中。新东北文学的城市书写具有极强的特殊性，其工业城市空间根植于社会主义工业遗产。与普遍意义上的现代都市不同，工人阶级的精神困境与代际记忆是其显著特征。双雪涛的《走出格勒》以艳粉街、煤场等工业空间为背景，书写阶层差异、历史记忆与代际话语权，钢笔、女尸等意象承载着工业时代的精神遗存与青春创伤。东北城市空间单调而固化，框定了工业遗存与阶级象征，当前创作尚未能突破这一叙事局限。未来的城市文学应立足空间变革，深入挖掘从乡土向都市转型过程中心理结构的重构，书写真正属于中国人的城市情感和精神。”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刘茉琳以近期粤产电影为例，指出当前岭南题材影像开始摒弃地标化符号，转而以榕树、老社区、市井烟火等在地细节构建广州城市质感，使得那些印象式书写转换为真实的生活体验，强化了地方身份认同。“粤港澳青年导演的广州题材电影，善用印象主义式的镜头语言，描绘出区别于旅游宣传片的在地化城市风景。影片放弃小蛮腰等标志性地标，聚焦于本土日常景观，将镜头对准老榕树、老旧民居、煲汤、红木家具等自然与人文细节，唤醒本土身体经验与集体记忆。影片从本地人视角出发，规避观光式的叙事方式，以地方性风景承载人类共通的情感困境，使超越地域的生命思考落地于本土日常，实现了在地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这正是印象主义式城市书写的核心价值所在。”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郭超结合近期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刊物的风格与栏目，认为湾区的“新大众文艺”“素人写作”以日常经验重构湾区城市叙事，凸显大众创作的主体性，为我们考察大湾区城市文化认同问题提供了鲜活的民间样本。“纯文学刊物是地域文化与城市书写的重要载体。与国内其他地域的办刊风格不同，大湾区刊物呈现出开放性与多元性并重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常设海外华文文学栏目，呼应大湾区的移民文化传统，书写海外群体的原乡想象；二是积极扶持素人写作，关注基层日常经验，契合新大众文艺的创作导向。新大众文艺推动素人写作进入‘2.0阶段’，不仅打破了过去对打工者的标签化书写，更将职场人、知识群体等纳入创作主体，象征着文化权利的回归。素人写作以白描手法书写城乡变迁与日常生存，情感真挚、贴近现实，但仍需在文学审美与大众表达之间寻求平衡，在体制化的遴选机制中，坚守大众书写的原生性与真实性。”

　　惠州学院副教授徐威以马拉小说为个案，剖析马拉这类“外省”作家的广东城市书写特征，认为外来视角创作普遍将城市作为背景，重点在于讲述人物，未能深挖岭南城市肌理，他呼吁一种能够兼顾外来视角与本土文化精神的城市写作。“外省作家是广东城市书写的重要群体。以马拉为例，其小说以‘铁城’为核心文学意象，书写了外省人对广东城市的想象与疏离。与聚焦生存叙事的打工文学不同，马拉更关注文艺中年的精神困境。他笔下的文艺中年多为财富自由的中产群体，他们将文艺视为标签与社交资本，艺术由此异化为利益交换的工具，理想主义的纯粹性被逐步消解。马拉的作品主要书写中年理想主义的幻灭，人物沿着造梦、追梦、弃梦的轨迹，直面都市人的精神虚无与价值迷失。然而，外省作家在书写中常将广东作为抽象的叙事背景，弱化了城市的本土特质，未能深入挖掘大湾区城市的复杂结构。未来的创作应突破这种背景化的书写方式，扎根本土经验，真正书写出具有地域辨识度的城市精神。”

　　第三场主题发言通过网络媒介、微短剧与都市民谣等角度介入城市叙事，城市文化进一步凸显出年轻态与立体感。

　　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金方廷探讨网络“crush文学”的城市文旅属性及其空间叙事特征，认为该文类重在情感想象，其抽象化、同质化的城市图景弱化了地域特质。“‘Crush 文学’源于豆瓣社群的情感书写，既是网络文学的新兴亚类型，也是媒介化时代城市文学的新形态。这类作品以都市陌生人的偶遇为叙事核心，多以文旅叙事为框架，将浪漫情感绑定于城市中的打卡空间，所呈现的是都市青年瞬时情感与浪漫想象，折射出新媒介塑造下的都市情感体验。作品依托蓝牙、微信、摄影等数字媒介，搭建陌生人之间的精神联结，在美学上延续了张爱玲《封锁》所代表的都市断章风格，但也消解了经典文本的批判深度。当代青年不再相信人与城市的双向奔赴，转而追逐瞬时浪漫，这一现象深刻反映了都市青年的生存焦虑与对未来的不确定感。然而，这类作品往往将城市抽象为空洞的情感容器，最终沦为同质化的工业叙事，丧失了城市书写的本土性与思想深度。”

　　广东财经大学讲师李敏锐认为非遗主题微短剧通过场景复现、叙事内化激活城市集体记忆，重构了地方文化认同，指出媒介化创作存在消解文化本真性的风险，强调视听叙事应坚守在地内核、平衡传播性与文化原生态表达。“非遗微短剧以视听叙事为媒介，通过三重机制重构城市文化认同，成为新媒介时代城市记忆传播的重要形态。首先，通过场景还原与非遗视听符号的复现，唤醒观众的本土城市记忆。其次，依托共情化的叙事策略，将非遗所蕴含的精神价值转化为群体层面的文化认同。最后，借助符号筛选与固定叙事框架的构建，塑造并固化城市身份，定义地域文化的独特品格。此类微短剧用户覆盖全年龄段，传播力极强，已成为国家传播非遗、延续城市文脉的重要载体。然而，当前行业存在‘爽感至上’、内容浅层化的问题，亟需在商业性与文化性之间寻求平衡，借助媒介力量，推动非遗从文化遗产转化为鲜活的、可感的城市文化认同。”

　　天津大学讲师杨毅以都市新民谣为研究对象，指出都市新民谣以声音景观建构城市体验，书写异乡人的城市疏离、逃离冲动与怀旧情绪，形成独特的城市听觉诗学，提出“声音的乌托邦”概念，拓展了城市诗学的感官研究维度。“都市新民谣是城市声音景观的重要载体，建构了一种区别于视觉叙事的听觉城市诗学。民谣本质上源于城市对乡村的审美想象，可视为都市人的精神镜像。现代声音技术追求精致化，而新民谣反其道而行，以粗糙、伤感的声线抚慰都市人的精神创伤。都市新民谣延续了校园民谣的抒情传统，但放弃了青春纯粹性的表达，转而书写中年人的漂泊、迷茫与精神虚无，关注人与城市之间的疏离。其城市想象呈现三条路径：异乡人的身份反叛、逃离都市的精神渴望、时空错位的怀旧感伤，并借助南方、街巷、地名等意象，投射都市人的生存困境。都市新民谣以声音区隔城市空间，构建声音乌托邦，却深陷资本逻辑，暴露出声音文化的内在撕裂，最终成为都市人自我封闭的精神投射。”

　　复旦大学博士后李浩探讨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的城市想象，指出当代科幻城市书写多呈现出反乌托邦倾向，批判有余建构不足，呼吁立足中国本土城市经验，重构中国特色的城市乌托邦想象。“科幻文学与城市具有结构性的亲缘关系。晚清至80年代，科幻城市以光明的、积极的现代化城市为主要基调，90年代后开始转向恶托邦，以空间折叠、技术监控、生态污染批判资本与技术对城市的异化。1990年以来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的未来城市想象主要呈现出时空重构型、技术权力型、生态创伤型三种类型。急速城市化的社会代价，与对现实进行批判和反思的‘科幻现实主义’创作潮流一道，通过将城市深层矛盾可视化，共同推动了这一转向。当前科幻城市书写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一是寓言式的批判，缺乏对现实深层机制的分析；二是受限于传统人文主义话语，容易陷入技术和人性的二元对立；三是乌托邦视野的萎缩，缺少超越性想象。未来或可立足社会主义城市本土经验，重构人与技术的辩证关系，以历史化视野重新激活科幻小说的乌托邦潜能。”

　　会议最后，论坛召集人、暨南大学副教授唐诗人作总结。唐诗人感谢各位与会者的精彩分享，并将各位与会者的发言总结为历史、空间、媒介与地方性四个维度。唐诗人认为，与会者们视角多元，彼此交汇碰撞，充分彰显了中国当代城市文化的复杂性与包容性，期待关于城市诗学的研究能在跨学科的共振中不断产生富有创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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